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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歌、李悦
今年一季度财政发展前置，趋势呈现温和回升态势，直接改善了非政府部门现金流，但CPI、PPI、GDP平减指数仍处低位，低通胀情况并未改变，国内需求不足局面仍未完全摆脱。
一季度，国内资本市场的表现在类平准基金稳定下得以回稳，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实体部门的影响。外部冲击下，二季度挑战与隐忧仍存。
4月21日，在CF40 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多位专家聚焦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面对美“对等关税”冲击以及二季度财政发债退坡压力，短中长期如何有效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与排序等议题分享最新观点。
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估算，考虑到出口下降及其乘数效应，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约为2万亿元，占GDP比重约1.5个百分点。
“这种冲击在短期内会比测算结果更大，因为长期来看企业会想各种办法绕过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关税冲击是二季度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4月21日，在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
他进一步提示，关税的冲击本质上是对需求的冲击，我们要加大扩大内需力度，增加国内支出，增加企业盈利，增加居民就业机会，使受到关税冲击影响的企业获得更多腾挪空间。“尤其是外贸受损较为严重的地区，采取一些在短期内快速见效的措施，如增加公共投资规模，让政府尽快把钱花出去。”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表示：“政策应对的核心是需要有足够的量，如果按照上述测算，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为2万亿，针对消费的新增政策则应为1万亿以上的量级，才能够成为与冲击相匹配的政策应对。”
而在此时推动增加内需的政策，在郭凯看来，于内于外皆有益处：在外需减少的预期下，进一步扩大内需可有效对冲；同时也是对外释放"内需主导"信号，缓解贸易转移可能引发的次级摩擦风险。
市场期待有关提振内需新一轮对冲政策，提振消费被认为是当前最趁手的政策抓手。站在二季度开端，关税冲击尚未完全显现，有关逆周期政策的推出与消费提振路径的时序更加值得探讨。
01 一季度经济回升背后
今年一季度，国内经济总体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回升势头，其中财政政策加码效果最为明显。
一季度财政前置发力联华配资，结合社融数据来看，1-3月政府债净融资3.87 万亿，比2024年同期高出2.51万亿元（其中有一些是要置换的），广义财政支持也呈现温和上升趋势。
据MySteel 统计，1-3月重大项目开工投资额合计达到18.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高29%，财政前置发力以及中央重大项目加速落地的背景下，基建投资对固投的拉动效果显著。
一季度狭义基建投资增速为5.8%，较1-2月进一步抬升0.2个百分点，广义基建投资增长较快，一季度同比增长 11.5%，较1-2月加快1.5个百分点，其中，交运类和水利类投资增速较1-2月环比提升1.1和1.3个百分点，是广义基建的主要贡献。
但仍需要考虑二季度财政可能出现的季节性退坡，这也成为除关税冲击对实体影响之外，二季度宏观层面将要应对的另一个压力。
张斌表示：“一季度发债靠前发力，二季度发债规模包括对应支出规模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关税战对我们的政府收入也会产生影响并对支出形成压力。因此二季度政府发债与支出可能弱于一季度。”
在资本市场方面，中央汇金4月7日面对由“对等关税”引发的资本市场巨幅震荡，盘中坚决出手稳定A股。在次日的发布会上，中央汇金首次自称类“平准基金”身份。央行表示，必要时向中央汇金公司提供充足的再贷款支持。
但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冲击还需要引起防范。相关政策建议方面，张斌提出，还需通过稳定股市和汇市，过滤掉过度的情绪波动。“股市方面，最近的‘平准基金’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还要再接再厉，因为冲击尚未结束，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仍在持续。”
汇率方面，当前环境下最好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基本稳定，避免人民币小幅渐进贬值。小幅渐进贬值的风险在于，其会导致市场形成单边预期，而一旦形成这种单边预期，可能构成新的资本外流压力。
需要看到，前述分析是在没有考虑进一步对冲政策的前提下的推演。张斌表示：“我们很期待接下来会有新一轮对冲政策，考虑对冲政策之后，可以看得更乐观一点。”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展望，4月份政治局会议将是重要政策窗口期，为对冲关税战的短期扰动，年内扩内需、稳增长政策需进一步发力，政策节奏和力度均有望提升。
“考虑到中美关税博弈成为短期影响中国经济的最大变量，二季度出口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仍需政策加力，择机推出增量政策的必要性上升。”
4月以来官媒连续发声，货币政策从一季度货币政策例会的“择机降准降息”转为“降准、降息等已留有充分调整余地，随时可以出台”，财政政策“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赤字、专项债、特别国债等视情仍有进一步扩张空间”，已为后续应对外部压力留有充足的后手。
扩内需仍是重中之重。
02 究竟什么力量在决定消费的变化？
有关内需提振，中央提出“以超常规力度提振国内消费”。稍早前，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联华配资，叠加近期商务部出台《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有关家政、养老、托育、健康消费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实施细则或加速落地。
张斌说这份方案他读了两遍，内容非常完善，几乎所有影响消费的因素都有所覆盖，长期的、短期的，包括消费的供给、需求等，辅以一项配套方案，非常全面。政策需要一步步落地，过程中，则需对轻重缓急加以甄别。
“哪些政策应该放在更突出位置上，哪些政策要靠前发力，哪些是要久久为功的，要有顺序安排。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关键在于轻重，再难的问题只要足够细分，都能慢慢理出头绪，当把问题分析得足够细时，就离问题的答案很近了。”
这是CF40《扩大消费的政策选择与排序》专题研究的出发点之一：理解扩大消费的三个变量（GDP力量/分配力量/消费意愿力量）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助于理清线索，找出究竟什么力量在支撑消费的变化的答案。
CF40研究发现以下几点事实：第一，21世纪以来中国消费增速呈现先增后降态势；第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变化与消费增长速度呈现反向关系；第三，中国居民消费率（38%）与70年代的日本等具有相似发展进程的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背后的原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或许是消费粘性，收入增长但还没培养出相应的消费习惯，缺乏消费的想象力。同时，中国看重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对服务业的相关政策相应欠缺或过度管制。此外也有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预期不确定以及与社会福利保障和金融体系发育程度相关，和人口和性别相关等。
通过对消费率变化的进一步分解，CF40发现，消费倾向和初次分配主导了中国消费率变化。有关消费率的一降一升，产业政策非常重要，但即便政策层面对于工业化较为倚重，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进程。
一些中国特色的因素造成消费倾向偏低 ，如较低的生育率，中国目前生育率只有1.07，日本和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的生育率有2.1和1.5，过低的生育率压低了中国的消费倾向；中国有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难以在工作地安家，这些打工者为了支持孩子在城市安家或者以后回到家乡买房，普遍有较高的储蓄率；过高的房价刺激了居民部门储蓄；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日本和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0.3-0.4期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46左右等。
基于“局部优先、增量先行、政策效力”的原则，张斌提出，短期内，经济增长对消费的影响最为直接且效果最显著，若能通过逆周期政策将名义GDP增长提升到合理水平，消费将随之提升。
CF40曾经做过一则情景分析：中国2024年的GDP平减指数是-0.7%，如果能通过充分的逆周期政策使得GDP平减指数达到2%，能带来2.7个百分点的名义GDP增长，带来2个百分点的实际GDP增长，合计带来名义GDP增速上升4.7个百分点。在消费率不变的情况下，能带来相应的4.7个百分点的名义消费增长。
因此，政策建议方面，最优先也是最见成效的是逆周期政策，以此提高GDP增速，带动全社会收入和消费在短期内显著增加。降低政策利率和扩大公共投资是逆周期政策的重点内容。
短期内政策阻力相对较小，应该尽快推出的政策，张斌表示，是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符合局部优先、增量优先原则，且能够显著带动部分群体的消费倾向提高。”
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的政策是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提高服务业占比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增加对居民的投资分红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很多的改革，很难一蹴而就。
最后，存量改革伺机而动，如二次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利益分配，引发的社会关注度很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推动。
03 贸易摩擦背景下的政策选择
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名，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逐步提高至145%，个别商品累计各种名目的关税已达到245%。
对于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原因，郭凯认为有三点：一方面加征关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加征关税来纠正贸易不平衡，保护美国战略产业和工人；此外，加征关税可以作为与贸易伙伴的谈判工具。
贸易战没有赢家。他指出，假设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意图是严肃的，那么，相当程度的关税难以避免，美元出现明显的调整难以避免，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乃至出现衰退难以避免。
抛开其政策意图“混沌”与否，可能带来的冲击是明确的。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估算，考虑到出口下降及其乘数效应，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约为2万亿元，占GDP比重约1.5个百分点。
该如何应对？郭凯表示，扩大国内消费是当前最优政策选择。相比之下，多元化出口目的地需要关注贸易伙伴的承受力，汇率调整可能弊大于利，扩大投资则要面对不少限制约束。
郭凯表示：“政策应对的核心是需要有足够的量，如果按照上述测算，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为2万亿，针对消费的新增政策则应为1万亿元以上的量级，才能够成为与冲击相匹配的政策应对。”
而在此时推动增加内需的政策，在郭凯看来，于内于外皆有益处：在外需减少的预期下，进一步扩大内需可有效对冲；同时也是对外释放"内需主导"信号，缓解贸易转移可能引发的次级摩擦风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也指出，扩大国内的消费至关重要，同合作伙伴共同成长是将来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以欧盟为例，郭凯认为，中欧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问题上存在高度利益重叠。然而，欧盟内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担忧中国产品对其市场造成冲击。为缓解这种担忧，中国需采取多项措施，以向欧盟表明无意将产能转移至其市场。首先，中国应推出规模可观的刺激国内消费政策包，以此向世界宣告，中国旨在通过扩大内需来应对外部冲击，而非转移产能。其次，中国拥有众多可供投资合作的领域，可通过合资生产、在欧盟投资等方式，实现产能与技术转移，并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利益绑定。开放措施方面，针对欧盟商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国内营商环境的开放建议，中国应进行评估，若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就可以推动。
郭凯指出，中欧投资协议可作为双方政策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环境下，中欧均需重新审视彼此间的贸易关系。双方在维护自由投资和贸易领域拥有高度共识，中国应努力解决一些欧盟的关切。
以电动车为例，中国应展现开放态度。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将导致贸易壁垒高筑。因此，双方应认识到，无法达到理想状态，但可在次优世界中寻求共识，尽管存在扭曲，但双方最终可接受。
在关税交锋之下，面对二季度以及之后可能出现的冲击，与会人士皆提及应对受损就业和企业提供必要的救济。此外也需要为企业转型创造更好的国内外环境。
黄益平认为，应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救助措施，对可能受到直接冲击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些非常直接的救助，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
他还建议应把政策重点更多放到那些已经在对经济发展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没有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的人身上，完善其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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